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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莘主编：《国内立法冲突与立法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发现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违法，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一）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法律体系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从根本上预防、改善行政法法源冲突的方法。

在没有权威解释或裁决机构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语言有歧义或语意不明的行政法规范就会有争议。针对上海市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该职能明确、恪尽职守，既不推诿卸责与互相扯皮，又不重复执法与打架执法方面的满意度问题，受访的市民群体、法律专业人士群体和律师群体对此的正面评价分别为48.54%、38.1%、37.65%，负面评价则分别达到了9.44%、22.00%、19.40%。根据法律规定，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两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法律的效力仅次于宪法，二者理应无冲突。实践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只能通过国家赔偿的途径或行政诉讼的途径寻求解决，而不能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要求行政机关给予民事赔偿。

比如，按照法律规定，设立企业要有固定的场所且在工商部门进行工商登记。因此，改革现有的行政执法体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执法法源冲突的状况。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因此，从逻辑上说，如果没有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就没有劳苦民众。工人通过其代表，参加关于工作条件之集体决定及企业之管理。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况已经有所变化。1928年以后，民国的两部宪法规定的人也是两种：平等而自由的人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人也许受到了职业团体的支配或影响，但职业团体的根本使命还是在于维护职业团体内部之个体的利益，而非支配或控制个体，如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的核心价值仍是在于保护个体利益。

可见，公民的核心标志是国籍，它对应的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4)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至于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由于主持者长期恪守革命党的角色，因此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长期呈现出相互对抗的敌我关系。在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剑拔弩张的敌我对抗图景消失了。

其实，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宪法在军阀政治的背景下，其基本功能甚至是唯一的功能就在于为执政的军阀提供正当性依据。(2)相对于企业或机构，职工个体是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因而宪法规定个体可以参加职工团体，借助团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人的形象 。以中西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人的形象为基础，比较中西宪法各自的精神实质。

把1982年《宪法》中的相关描述归纳起来，公民的形象就显现出来了：其一，公民的基本特征是拥有本国国籍。在这种新人的背后，国家或立宪者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较大变迁：在近代，国家是守夜人，国家对于国民，既没有多少干涉的权力，但也没有多少救济、帮助、保障的责任，因而，宪法文本中描绘的人都是自由的人。

民国后期的两部宪法塑造出来的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从总体上看，也是西方福利国家影响下的产物。如果说无产阶级描述了人的经济状况(没有财产的阶级是为无产阶级)，人民描述了人的政治状况———一切权力的所有者，那么，工农兵则描述了人的职业状况———工人、农民与战士。

因为正如上文所述，平等而自由的人乃是西方近代宪法关于人的唯一想象，即使在西方现代宪法中，也是人的形象的基本底色。⑩、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页，第17页。取而代之的形象就只有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至于民国前期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同样是对西方宪法的模仿。换言之，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血统化的、身份特殊的君主依然存在。如果说，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下暂时超越了敌我对抗的形象，那么，1982年《宪法》也许是永久性地超越了敌我对抗的形象。

摘要: 随着宪法的变迁，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也随之变迁。所有的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都是我们的敌人，都是异己分子。

但是，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新规定：保障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之权利。再犯时应处罚金200镑，并褫夺其任职及执行职务之权。

正如1982年《宪法》第33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共同纲领》塑造出来的这两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战争结束以后胜负双方的真实记录。

譬如，黄茂荣先生就曾谈到：在法律上，人这个概念除用来指称自然人，亦即生物学上之人外，还用来指称法人。譬如，这些宪法几乎都排斥妇女的参政权。按照1954年《宪法》的规定，敌是反动分子，我是人民。(一)13世纪宪法文件中的人：身份的、血统的人《自由大宪章》的序言，是英格兰国王致意于诸大主教、主教、长老、伯爵、男爵、法官、虞人、郡长、村长、差人、执行吏及忠顺之人民而诏告之曰……这样的修辞与表达，揭示出《自由大宪章》所设定的人的形象———身份的人。

按照这种新的形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塑造出来的相互对立的劳苦民众形象与剥削者形象已经隐退，至少也是无足轻重，取而代之的新形象则是抗日人民。按照这些规定，《英国人身保护法》描述的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刑事司法人员与刑事(嫌疑)犯。

按照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帮助那些处于弱势的人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道义基础。第三阶段的宪法，在继续塑造平等而自由的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宪法文本中规定的人的形象是复合型的。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世纪。

⑤参见[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7页。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就宪法描绘的人这个主题做点初步的探索：通过探寻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的变迁，揭示宪法变迁的一个侧面，阐释宪法变迁的某些规律。原因何在?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中国的后发优势。⑦《自由大宪章》对于人的身份和血统，尤其是贵族爵位的重视，源于古老的家族传统。

相异的一面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战争的硝烟逐渐消散，人民强大而有力的形象有所淡化，或者说不像1949年那样鲜明了。国家保证任何人，尤其是儿童，母亲及年老工人，有享有健康、物质安全、休息及娱乐之保障，凡因年龄、身心状态或经济情况不能工作者，由共同体维护其生存之权利。

(2)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诞生这种新形象，满足了社会的正常需要。

17-18世纪的西方宪法对应于民国前期的宪法，它们规定的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人。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第2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